私人记忆奶奶

奶奶

磊子/文

想起奶奶，我总有一种愧疚感。就因为我的一次任性，差点儿给她惹来一场塌天大祸。

奶奶是发大水的前一年去世的，奶奶走后不到一年，呼隆隆……杜杨街眨眼就没了。我总觉得，奶奶把我的杜杨街也一块儿带走了。

从我开始记事起，奶奶就已经不能下地干活了，脸色灰白，神情黯淡，总是佝偻着腰，摸摸索索，头往前一伸一伸地走路。偶尔也纺纺花花、喂喂猪、养养蚕，但眼睛到底是不行了，看什么都不清楚，针线活儿是做不了的。日常只是涮锅捣灶，天天围着锅台转。奶奶的眼睛为什么早早地就不行了呢？是因为流泪太多吗？前些年我爸曾医院里看过，终究没能看好。闲下来的时候，奶奶便坐在她的东屋里，无声无息，仿佛凝固了似的，与屋里的黑暗融化在一起。东屋里静极了，黑咕隆咚，静得像一口深井，掉根一根针都能听得见，却没有针掉，连窗外刮过的风声都是一阵阵的寂寞。

想起奶奶，我就会想起冬天，那大雪封门的日子。雪花在门外纷纷扬扬，漫天飞舞，尖厉的风声扑打着糊在窗户上的报纸，发出呯呯呯的响声。这是一年中杜杨街最静的日子，一夜过去，天地皆白，村里村外，前街后院，到处都铺上了一层毛绒绒的白雪，白得那样丰满，那样晶莹，那样纯粹，好像成心不让人出门似的，踩一脚就是一个深坑，嘎吱嘎吱，连膝盖都没了。好大的雪啊，一片一片，还在不停下着呢，雪花在风中洋洋洒洒，打着旋儿地往屋子里钻，触目所及，天地间到处都是一色的白，白得无法无天，白得汪洋恣肆，树上、墙上、台阶上、水缸上，到处都盖着厚厚的白，像是铺了一条新被子，哪儿有这么大一条被子啊！又像是到处堆满了棉花，而且还都是那种刚刚摘下来的新棉花，毛乎乎的不染杂色，把整个杜杨街的角角落落都堆满了，连一条缝都不留。杜杨街就这样被包裹得严严实实，懒洋洋的，任漫天雪花落得满头满脸，好像还没有睡醒过来呢。

出门望望，一眼就看见了房檐上垂挂下来的冬凌，仿佛流下来的水，流着流着就不会动了，一排排一溜溜，密密匝匝，排列整齐，亮闪闪的，就像是一根根透明的锥子，直戳戳的往地上杵，有几根都快杵到地上了。天上有啥——星星，地上有啥——冬凌。这些冬凌就像星星一样，晶莹剔透，踮踮脚就能折下来一根，脆生生的，比冻萝卜可脆多了，忍不住就想咬一口，呵喳呵喳，哎呀呀——满嘴的冰冰凉，凉得人浑身一格铮，连毳毛都要立起来啦。

这样的大雪天，家里冻得像个冰窖，清早醒来出一口气，满屋流白，缠绵不散，跟爷爷嘴里吐出来的烟圈似的。早上起床，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件万分痛苦的事情，四壁萧然，寒冷似铁，除了自己小小的被窝儿里，哪儿还有一点点温暖呀。简直把人给冻死啦。我就龟缩在被窝里老不想起床，把被子裹得紧紧的。偶尔探头瞅一眼，家里头早没人了，只剩下一个奶奶。奶奶是没有声音的，所以家里静得跟没人一样。老半天没有动静，却再也睡不踏实了。再看一眼，奶奶还是坐在煤火炉旁一动不动，红红的炉火映着她的脸，就像是一尊雕像。这煤火炉是个大肚子，鼓鼓囊囊的，生铁铸造，肚子里全是煤炭，上下各有一个圆盘盘，上面那个大圆盘中间有一个热乎乎的炉火口。大圆盘上架着一个白腊条子编成的撑子，撑子上面搭着我的小棉袄和小棉裤。

我奶奶虽然眼睛不好使，耳朵倒还灵敏。听见床上有动静，便扭过头来看，我赶紧就往被窝里躲。奶奶哗啦一下子就笑了，整个身子都活泛起来，连声呼唤道：磊——磊——快起床了，快起床了。说着说着，腾身站起，迅速从撑子上取过一件小棉袄，紧走两步扑到床前，趁着那一股子热乎劲儿，呼地一下就捂上了我的身子上，然后两只袖筒一分，左一套右一套，一件滚烫滚烫的热棉袄就裹在了我身上。并不容我稍作挣扎，紧跟着又一条棉裤来了，掀开被子一角，伸手一把塞进被窝，摸摸索索，黑暗中抓住我的一只小脚踝，就像是抓住了一条泥鳅，哎呀呀，奶奶的手可真凉呀，还没等我癔怔过来哩，风驰电掣，刺溜一下子棉裤就套上了腿，顺势揽起我的腰往上一提，一条热气腾腾的棉裤就穿好了。哎呀，浑身上下真是热火朝天哪。

这一连串的动作，静如处子，动若脱兔，行云流水，出神入化，不由人不佩服。奶奶倒是真是手脚麻利啊！眨眼之间，我就再也没有了懒在被窝儿里不起床的任何理由了。

下了床来还是一个冷。屋子里空空荡荡，爷爷和哥哥都不见了。咦，咱家人哩？奶奶说他们一大早就起来到河坡地里拣拾冻僵的大雁去了。捡到没捡到？我是一点印象也没有。

我百无聊赖地坐在门口看雪，忽然就想起了一个瞎话儿。

下大雪，冻死老鳖。

老鳖告状，告给和尚。

和尚念经，念给先生。

先生打卦，打给蛤蟆。

蛤蟆凫水，凫给小鬼。

小鬼磨豆腐，澎你一屁股。

想到最后一句，我不由得咯咯咯笑出声来。

奶奶在屋里问我，你那是笑啥哩？还没癔怔过来吧？

我也懒得跟她说，说了她也不懂。只管笑我自己的。

我奶奶是俺家的童养媳，据说十多岁就来到了俺家。因为她爹曾欠我曾祖父一笔账无力偿还，就把自己的闺女送到俺家当了童养媳。到底是什么账没有人能说明白。我奶奶的娘家住在灰河南岸的侯庄村，自然是姓侯的。早在我没出生之前，奶奶的父母就去世了。我妈说我奶奶好像还有一个亲兄弟，解放前国共两党打仗的时候被抓了壮丁，一去再无音信。那场战争就是徐蚌会战或者叫作淮海战役。

我奶奶家里很穷，不穷的人家谁肯去当童养媳呢。早些年间，每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老太婆领着她的小闺女到十里八村来要饭吃，曾经多次到过杜杨街，村里人都认得她。那个小闺女就是我奶奶。那一年我奶奶到俺家当童养媳时，村子里好多人瞅着她面熟——哎呀，这不是那个要饭吃老太婆的闺女吗？怎么就成了成的童养媳。我爷爷叫成，这些话传到我爷爷耳朵里，让我爷爷觉得脸面无光，出来进去抬不起头来。穷人是最看不起穷人的，我们家在杜杨街本来就穷得叮当响，连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都没有，可我爷爷却一辈子看不起我奶奶，总觉得自己娶个要饭吃人家的媳妇是一件没脸面的事情。打从一进门就对我奶奶心生嫌弃，横看竖看不顺眼，平时连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可他也没办法，人强命不强，自己家过成了那样儿，还能上哪儿找一个正儿八经的媳妇呢。

我的曾祖母这辈子生过四个闺女一个儿子，我爷爷是家里的一根独苗，平时看护得紧，娇惯成性，什么都尽着他。从小养成一种心高气傲的性子，油瓶倒了都不带扶的。至于我那四个姑奶奶，闺女家都是赔钱货，无一不是早早许配给了人家，胡乱打发出门，收些菲薄的彩礼勉强糊口罢了。奶奶进门后，家里又添了一张嘴，虽说是自己的儿媳妇，自然也不能白吃白喝。从此家里家外，脏活累活就全归了我奶奶，吃的却是饥一顿饱一顿，都是些残汤剩饭。那时候的婆子可真是当婆子的，媳妇就是她使唤的牲口，何况还是个童养媳。曾祖父死后，家里就成了我曾祖母的天下，她有脾气不敢朝儿子身上发，就全发泄到我奶奶身上，吆五喝六，非打即骂，说不尽的尖酸刻薄都使出来了，从来没有给过一个好脸子。

大概是遗传的因素吧，我奶奶皮肤白皙，个子高挑，眉眼细发，其实长得并不难看，这一点从我爸身上都能看得到。因为我爷爷个子不高，中等身材，皮肤黧黑，长着一张瘦长脸儿，而我爸却是一张国字脸，周周正正，白白净净的，而且个子比我爷爷高出半个头，年轻时那就是一标准的帅哥，街头一晃，英气逼人。我奶奶在俺家虽然吃糠咽菜，挨打受气，艰难度日，但是到发育成熟的时候，倒也出落得齐齐整整，身强力壮，啥粗活笨活都能干，里里外外能当个男人使。唉，我奶奶要是嫁到一户好人家，凭她的身板儿，顶门立户都绰绰有余。可是嫁到俺家算她倒了霉，婆婆打骂，丈夫嫌弃，在家里一丁点儿地位都没有，天天当牲口一样使唤。要不是后来生下一男一女，这日子真不知道怎么熬下去。

老人们可不是生下来就老的，而是在我们渐渐长大后才变老的。

在杜杨街，我奶奶曾有过一个响当当的外号叫作半拖车。啥是半拖车呢？就是能背起半辆拖车的载重量。拖车是农村一种简易的运输工具，其实就是用几根木头搭个架子，下面没有轮子，用一头牲口（或牛或马或骡子）在前边拖着走，装柴禾、收庄稼、拉粮食都能用。因为全靠牲口拖着走，所以叫拖车。话说有一天黄昏时分，暮霭沉沉。杜杨街的男人们端着饭碗齐聚在南寨门临街的饭场上喷闲话，喷着喷着，不经意间一望，远远地就看见寨门外大路上摇摇晃晃过来一辆拖车，车上装满柴禾，堆天塕地，摇摇晃晃，越来越近了，却就是看不见前面拉车的牲口，倒好像那柴禾堆自己在滚动……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大伙儿终于看清楚了，原来那不是一辆拖车，也没有牲口，居然是一个人背着一捆小山一样的柴禾，再近点才看出来那还是个女人。人群中一阵躁动——哎呀呀，那不是成的媳妇吗？

老天爷，那么一大捆柴禾，她是咋背回来的！

村里人都看呆了，那小山一样的柴禾显然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原以为有辆拖车在拉着，却原来就背在一个人身上，而且还是个女人。

一时间大伙儿面面相觑，呆呆发愣，哑口无言，心生惭愧。从此我奶奶就落下了一个半拖车的绰号。

我爷爷属虎，我奶奶属羊，羊落入了虎口，怎么还能有好日子过？打从我开始记事起，就从没见过我爷爷和我奶奶在一起说过话，两个人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低头不见抬头见，却冷若冰霜，形同陌路。左邻右舍都说，这两口是上辈子的冤家，翻贴门神不对脸儿，你要是啥时候见他两口说话，那一准是在吵架。我奶奶还会吵架吗？我从来没见过。

那一年我爷爷跟我奶奶刚圆房没几天。南北混战，土匪李文堂的队伍流窜到了杜杨街，从街面上一过，骑大马，穿皮袄，背快枪，耀武扬威的，我爷爷在一旁看得眼热，回到家把两人结婚时仅有的一床铺盖卷巴卷巴背在身上，跺跺脚就跟着李文堂的队伍走了。可怜我奶奶十冬腊月天只好用草苫苇席裹在身上取暖。冻到半夜实在受不了，就一个人偷偷跑到灶台边把一双小脚伸到灶火坑去取暖。唉，我那可怜的奶奶啊！

那年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地方上拉杆儿为匪的特别多。豫西这地界先是出了个老白朗，扯旗造反，搅动得大半个中国不得安生。后来又出来个老洋人，武马长枪，不服管教，纵横六省一十八县，闹得地面上更不太平。再后来又出了个樊钟秀、憨玉琨、任应歧、崔二蛋……扯旗拉杆的到处都是，今儿这个也要坐天下，明儿那个也要当朝廷，天天舞刀弄枪，喊打喊杀，炮弹在头皮上乱飞，老百姓躲没处躲，藏没处藏，天长日久，这一带的人们口中就流行起了一个词叫作跑反。这个反了要跑，那个反了也要跑，不管谁反了都没有老百姓的安生日子过。这种动荡局面一直到解放后才算结束。俺姥娘对此深有体会，活着时曾经不止一次感叹道，现如今好了。日他娘的——再也不用天天跑反了。

我在杜杨街生活那几年，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东西还都是带个洋字的，比如说洋车、洋火、洋布、洋油什么的。我刚刚学会打酱油的时候，有一天傍晚我奶奶把我喊到她屋里，黑暗中摸摸索索从兜里掏出一枚五分硬币，交到我手里，嘱咐我去北街供销社打一瓶洋油回来。

洋油就是煤油，是夜里用来点灯照明用的。

那时候一分两分钱都很管用，能买好多东西呢。我记得有一种工字烟，才两分钱一盒，不过我爷爷还是吸不起，他平常只抽旱烟袋。洋烟卷儿只有村干部才能抽得起。还有鸡蛋，两分钱就能买五六个，够一家人吃好几顿的。而一毛两毛钱往往都是用来办大事的。记得有一年春节，我到只吴村去磕头，有个在平顶山建筑公司当工人的表舅出手给我一张两元压岁钱，当时就把我看呆了，见都没见过，拿到手里沉得像一盘磨。回家叫我妈看见了，劈手一把夺过来说，磊，我先给你放着，等过年时给你买件新衣裳穿。再过年不知道到啥时候了，我早忘了。

那天奶奶叫我去打洋油时我心不在焉，根本没听清楚她说什么，接过瓶子扭头就走。穿墙过院，一路蹦蹦跳跳来到供销社。这地方我以前常来，大门两边有两道鼓出来的砖柱子，四四方方，上面刷着白灰，写着两行红漆漆的大字：“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那个“戟”字我认了好久才学会。供销社里阴凉潮湿，弥漫着一股子酸不啦叽的怪味儿。营业员是个中年男子，瘦气气的，细高个儿，面色苍白，跟个病秧子似的。见到小孩儿进来总是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皱着个眉头，瞪着个眼，一个劲儿地把我们往外轰：去去去，小孩子到外边玩去。

有什么了不起的，供销社又不是您家的。这一回我可是来打酱油的。那天我走进供销社特别气壮，堂堂正正把瓶子往水泥柜台上哐当一放，两眼不躲不闪，直直盯住他，理直气壮地说：给我打一瓶酱油。

明明是煤油，言犹在耳，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一哆嗦，顺嘴就说成了酱油。

那男的鬼头鬼脑地有点信不过我，拿过瓶子闻一闻，闻出一股子呛鼻子的煤油味儿，皱起眉头，一脸严肃地问：是打一瓶酱油吗？

我看见他这样子就心烦，小看人是咋的？当然还是有点怯怯的，瞧他那样子，还是不相信人嘛。我感到一种被大人轻视的羞辱。

就是打一瓶酱油。我怎么能说错呢？

因此我很不耐烦地说：是的，是的。你快给我打吧。

说着我还把手里的一枚硬币亮出来。看看吧，老子是有钱的。

那人看看钱，又看看我，还是犹犹豫豫的，不过总算是相信我了。接过瓶子走到一口盛满酱油的大瓷缸前，掀开厚厚的木盖子，拿出一个白铁皮做成的小提子，伸进缸里舀出些酱油来，高高扬起，倾倒出一条笔直笔直的直线，呼啦呼啦，准确无误地倒进了瓶子里。

倒完酱油，他又多嘴多舌地说：咱可说好了，是酱油啊。

咳，这个人还真罗嗦，我说的还能有错吗？

我想都没想，抓起瓶子一路飞奔，穿街走巷就跑回来了。

我奶奶虽然老眼昏花，鼻子还是灵敏的，接过瓶子一闻脸色就变了，颤声问我：磊呀，你打回来的这是啥呀，这是洋油吗？

我一听就明白自己打错了。可是这会儿错了也不能认错啊，那样不是显得我太笨了吗？事到如今，我只好将错就错，咬定牙关死不认账，大声反驳她说，你明明说的是酱油嘛，怎么又说洋油，我明明听见的就是酱油。

咳，你这孩子。我明明说的是洋油、洋油啊。

奶奶无可奈何，叹着气嘟嘟囔囔不知道说啥好了。

谁知这下子惹来一场塌天大祸。那会儿我爷爷正蹲在堂屋门口的青石台阶上抽旱烟袋，闻听就炸了，腾地跳将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屋内，怒目圆睁，指着我奶奶暴声喝道：啊！洋油酱油你都分不清楚，你说你还会弄啥？养活你还不抵养活头牲口。老子天天累死累活，你当挣一分钱是容易的？

说着说着，他还不解气，抬腿脱下一只黑布鞋，高高举过头顶，威风凛凛就要扑过来揍我奶奶。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就觉得这场祸惹大了，眼看我奶奶要挨场打，错愕之间，无力应对，我只好扯开嗓子拼命大哭起来，冀望有路人听见来制止我爷爷行凶。

哇——哇哇——

没想到这一招还真管用。没有引来路人，却正赶上我妈从地里收工回来，抢步上前直奔里屋，闪眼一看，见我爷爷正要动他的家法，当时把锄头哐当一丢，冲过去把身子一横，严严实实挡在我奶奶面前，义正辞严地说：这是弄啥哩？弄啥哩？现在都啥年代了，动不动还想打人哩？现在是新社会，男女平等，你还当是旧社会哩，不行咱找村干部给评评理去。

我爷爷闻听这话身子僵住，脸上悻悻的，那一只高高举起来的鞋子在半空中悬着，一动不动老半天，终于没有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