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谅我粗糙的诘问我微开微合的生命。
深更夜半还拿着一罐汽水对着电视的我，原因多半是冰箱坏了。
电视上吕轻侯用“生从何来死往何去”，“是人选择了世界，还是世界选择了人”终于戏剧性地逼死了姬无命。我在这暴风雨中，感到隐隐牙痛——活在我们亲爱的后现代，有的人用自己一套深奥的道理运作，有的人心思单纯地向前跑去，我显然属于前者。有的事如爆炸性新闻不断出现，有的事如失落的飞机不复再见，二者我都不愿舍弃——浑身被毛的灵长类受虱子侵扰奇痒难耐，让他理理干净做个干脆利落、忘喜忘忧的现代人，又难以抵御来自生活中各种形式的秋霜冬雪，就是这样。
于是我只好一只手提着汽水，另一支手伸到脖子根部抓耳挠腮——十月的潮气引起的令人不悦的玫瑰糠疹，此举的结果是，汽水洒了一身。
百无聊赖的心缓缓站起
沙发她大大松了口气
——.10.某个暴雨夜
天花板低，壁灯黄，满屋没有可换的衣裳。踱来踱去不由自主站到了窗前，暴雨初歇，南门的灯塔射出的光将夜空扒开一道狭长的口，昆虫在光里飞，像另一片星辰，我的思绪被一种突如其来的命运感拉向那年。
南外村的天渐渐白了，男人还坐在床头一声不响如一尊雕像，手肘支在两条大腿上，神色阴郁，黑洞洞的眼像要望穿这片青白色的天。女人本来也直愣愣地望着这莫名奇妙的天，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偏过头去对床头的男人说话。
“嘘，”男人伸手拉开抽屉，夹出一根烟，刚递到嘴边，顿了顿又放下了，他什么时候起不抽烟了呢？女人扭过头去不再看男人，窗外的天白得发亮。
待天际阳光普照，这便是年的南门。“出来了出来了！男的男的！”产房外的男人激动地站了起来。
“哦哦哦，女的女的。”
男人又坐了下来，目光停在两只脚间，自言自语道：“好，好。”
这是年的南门。
小笼包店的姨婆和往常一样，天还没亮就卷起门帘，撑开沿边儿准备迎接一派新鲜，小笼包店最早起点灯，然后南门才慢慢醒来。
经过不知道多少个这样的早晨，南门很轻易地就跨过二十世纪，我也一样。小泉纯一郎上任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了，五角大楼被炸了，胡锦涛当选了，卫星发射了，甚至非典兴风作浪，这些在我还尚幼嫩的心上留不下印象，小县城里的人们也有自己的饮食起居，像门前的护城河一样从不改道。
“张家大小姐，来了啊——”
姨婆每天早上都这样叫唤。就像每一个包子店的老板娘，姨婆也胖胖的，所以看起来很高大，梳不高不矮的发髻，面色红润，总是笑。
“哟，大小姐，你妈今天也把你打扮的那么漂亮啊。”
旁边帮忙的是小姨婆和隔壁阿婆，这位很熟练地从大团发好的面粉里摘一小块，擀扁了，递给另一位，这边就挖一勺子脸盆里的肉馅塞好递给姨婆。
她们笑盈盈地看着我。
那个立在地上诺诺的小学生就是我。麻花辫老长，茶色碎花裙，奶白色袜裤。我不是大小姐，连辈分都排不上的，我有一个堂哥，一个堂姐，刚生个堂妹（那时刚生），人们这么叫只是因为老妈过分爱护，总被亲切地看成笑话。
“唔……”我嘟囔着，“一盘小笼包。”
没多久，门外就有一辆银白色摩托从狭窄的巷子里费劲地挤出来，老妈风风火火地走进店里：“吃好没有？”“该上学啦。”姨婆铲着锅里的小面包，把持火候，就等煎差不多了翻铺盖一样全翻进盘里。
老妈把我和书包放上后座急急而去。姨婆在店里远远地望，还是盈盈笑着……
也许只有陷入回忆时，人才是他们自己。晚风吹拂，舒服也冷。沉睡的心，等待穿越十年的轻叩，在这曼妙夜色引起的幽眇的回忆中，那犹如画外音般的叩门声才渐渐被我听得清晰而真实。
“陪我去拿电脑吧，我明天回德国。”是堂哥。
人行道上停着的一辆黑色别克被落叶粘得面目全非，光秃的旗杆右上方钳着一轮硬币一样的圆月，一种现代感扑面而来。我们或前或后或并肩或靠近或拉远到了北门口不小心兵分两路。
——去哪？不去电脑店？
——过斑马线啊。
左摇右摆后我们又走到了一起。“没出过国过马路都没意识。”我自嘲道。“国外，不大好的，”他回答，“那会儿我们还住南门……”
我再次被回忆的蔚蓝色的海吞没——南门原本只有土木结构的房子，一色青黑的瓦顶，被护城河分成两条街，河上架着两条桥，远远地相望。像一身素黑长衫，胸前两个纽扣隔老远，仿佛要垮塌一样，爷爷和村民在两桥之间加修一条桥，同时桥两侧也有了变化，青瓦土墙向水泥房转型，于是长衫慢慢变成斑斑点点的花艺裳，时尚起来。也有保留的房子，它和时代错开，拧巴地挤在两栋笔直的白色水泥房中间，像被左右搀扶的矮小老头单薄得只剩墙面，又像一颗痣点在南门嘴边上。门前是一个台板，一个女孩用砖块垫脚勉强够上台面洗衣，薄薄的斜刘海多少挡了挡微凸的前额，面色发菜，袖口挽得老高，见我放学回来便笑笑招手示意我过去。
“今天学的什么？”她比我大些。
“你的手怎么回事？”只见她左手拇指指甲盖摇摇欲坠，只剩肉丝儿牵着。
“没什么，磕到了，还会长，掉了就会长。”
她是阿秋。“秋”在罗阳话里和“丑”同音，一直很奇怪为什么人们这样叫她，她不丑啊，削尖的下巴，眼睛也大，笑起来露虎牙，还有几分好看，只是黑瘦，直到看见街上的孩子写在墙上的带着她姓名的恶意的骂言才知道她叫阿秋。
那座房就是她的房子。
老妈的声音炸雷般响起：“哎呀呀，你又和她一起玩！”
“阿娘。”
老妈没理会这声招呼，抓小鸡一样把我拎回家。我偷偷回头，她在冲我笑，我也在笑，心照不宣。
太阳从小教堂的尖顶上一跃一跃升起，俄而四处迸射她永不消减的充满生命活力的光辉，照在施工中的桥上，好像抹了层金油一样，小桥亮堂堂的。桥下的护城河也泛着粼粼微波，河里的每条鱼背上都载着几米阳光，于是河里到处是忽闪忽闪的亮点。往前奔流，晨光被流成晚霞，纱一样披在下游的桂花亭上，等亭边古树苍老的额头斜钉上一弯银钩，路灯的灯光在河里颤动，每条鱼儿背上又背了颗星星。
我在姨婆店里帮忙准备紫菜汤，紫菜榨菜味精，装在白胖胖的瓷碗里，在檀木柜子里排好，像排一个个明晃晃的小月亮。这时堂哥大概在看CD。我每年冬天都收集爷爷种的那几株未闻花名的花的果子，预备哪时候下场纷纷扬扬的大雪，给雪人作鼻子眼睛，只可惜有我在的南门只下过两次雪，还是在初春，果子早就烂了。或者跑到河边去喂鱼，你去问一问，南门小店里的旺仔小馒头全不是给人吃的。又或者去找堂哥，看CD，黑猫警长问狐狸：“这夹竹桃是你种的吗？”狐狸嘤嘤哭道：“是我种的，我不是故意杀大黄狗的，我不知道有毒……”堂哥还有个很漂亮的女同学，像外国人。
待爷爷的桥竣工，堂妹也大得可以做我的玩伴，和阿秋搭伙儿被臭骂的次数渐渐少到没有，因为我也的确渐渐不再和她在一起。其实什么都没有变，只是因为周遭闲碎的消息渐渐听得入耳，竟然也就这样发生了变化。
我开始像老妈当年告诫我一样告诫堂妹不要和阿秋在一起：“别和她玩，不然你以后也和她一般小偷小摸。”我几乎忘了自己曾经每天都和她一起玩，她并不曾教我染上坏习性。
狐狸种夹竹桃不是因为它有毒。
堂妹满口答应着，却还是偷偷和她在一起，跟我当年的调调一模一样。也许我这样阻止阿秋和堂妹交往只是因为她“抢”走了我重要的玩伴，还因为堂哥被打——被他爸打的——大伯口里咬烟，满地追着堂哥跑，拿鞋面儿砸他：“不好好学习！一天到晚，只知道玩！”堂哥把头埋在门后面，哭声震天响。
“你不该站旁边看的。”听我讲堂哥被打的事，老妈说，“别老是去找你哥了，他长大了该把心思放学习上了。”那一夜，我几乎听得见南门长长的叹息。好在堂妹又回到了我身边，人们说阿秋拿了他爸的钱就走了。的确有一大段时间没见她，没有人在意，或者一时在意也没有人长久挂念。再见到阿秋，我已经几乎快要忘记她了。
对面的球来势汹汹，火弩发的箭一般直逼过来，我微微压压身子猛力引拍，拍拉到一半好像打到了闷墙上，直接从我手里弹飞出去。我回过身子，立即倒吸了口冷气——是阿秋。她高瘦了一些，还是斜刘海，没很大变，只耳朵上多了两颗暗淡的耳钉。她捂着左眼一声不响，梅红色的血瘀汩汩从肉里晕到皮肤下，顺指缝慢慢攀爬上眉骨，在阿秋暗黄的肤色上就如同漂亮的泼墨水彩。
我记得我当时跑了。
巷子就那么短，哭着哭着却怎么都跑不到家里。我怕阿秋会从此没了眼睛，也怕她爸爸轮着斧子来砍我，我跑进阿秋没了眼球的黑洞洞的眼眶里，里面闪着青色的刀光，跑出一只眼睛，又进一只眼睛，剩下的那只完好的眼直勾勾盯住我好像要带走我的眼睛。
跑了很久很久才到家。我坐在沙发上哭，脑子里全是她的眼睛我的眼睛和他爸爸凶神恶煞的眼睛。
突然有人敲窗子，我湿津津吓出一身汗。
堂哥指手画脚地示意我开门。
“你怎么哭？”
我不应声。
“谁欺负你了，我去锤他几拳。”他一边说一边拳头在空气里乱伸。
“我把人打了”我这才开口。
“你打别人，怎么是你在哭？”
我破涕为笑，藏匿在看不见的角角落落里吓人的眼睛一只接一只隐去。
“姐，”一天堂妹幽秘地对我说，“阿秋妈死了。”
“啊？怎么死的？”距上次我打伤她的眼睛已经好久了，什么事都没发生，安静得好像本来就没发生过什么一样。而我却正接受这遥远的讯息。
“阿秋说，吃馒头时噎死的。”
我从没见过哪个人这样安静地死去，那个黑黑的土墙里原本有一个人，现在没有了，从外面看不出变化，房子又不会哭泣。也不相信有人会是噎死的，人们像在谈论一件和死亡无关的事情。我的目光长长地伸进那土墙里，好像那是世界上最荒僻幽深的庭院，总把人引入流水一样寂静的回忆中去。
“妈，那边在干什么？”老妈一下打掉我的手，“别指那边，人去了，才摆花圈。赶紧剁三下手指。”
现在眼前没有花圈，没有黑帘，死亡只是人们口耳间传递的消息，那样不真切。也许死去的人几年后又回来，其实她只是因为某些事情长久离开。没有人会讶异，因为人们忘记了她曾死去过，她会继续生活在那里，什么都没有改变……我低头认真剁三下手指，算是祭奠。
阿秋又走了，再没有回来过，有人说她骗走了亲戚的几百块钱就跑了，有人说她在某个中学念书，有人说她回乡下去，有人说她在超市上班，渐渐地不再有人关心她在哪里。堂哥也走了。东门的小套房方便又精致。搬进隔壁他家里的是外地人，害羞不太和人说话。
我留在南门，这些人河水一样流来又流走，我认认真真地读完小学又读中学，用光的速度适应着变化，轻易地忘记，有时莫名其妙记起。生活就像被风侵蚀的黄土高原，没有骤变，只是沙砾的聚沉，总在不经意间变得辉煌而苍老，你都认不出来。
爷爷去世时，每一个我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在哭泣，爷爷造了村里的桥，夏夜的风穿过桥面，像在抚摸一个人的一生，站在桥上我从脚踝凉到胸口，我听见脚下护城河的呜咽，像巨兽在哀鸣。
这是年的南门。
像鱼儿一样，南门游进了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我搬出南门，离堂哥家更近些，堂哥却越发离我远，竟远出了时差，他去德国念书。新年的饭桌上没有他，姨婆退休了，不开早餐店，跟女儿去台北生活。一头烫卷的短发，架着大大的眼镜，像个女飞行员。大伯不无悲戚地对我说：“你哥说他不打算回来了，要留在那儿。”呷了口烟，又说道：“害我几天睡不好觉。你小时候常跟他在一起，你也知道他这个人——咳——”
说到小时候，老妈突然忆起：“你小时候还是阿秋带的。”我惊讶时间竟然能把一个人的锐利性格揉捏得这样绵长，也许只是因为这是个母亲。
一桌人突然都不说话，沉默一圈又开始聊别的事。对于阿秋估计大家各有各的想法和记忆，你认识的她，不是我认识的她。她那片指甲没两天就掉了，没有覆盖的拇指显得格外赤裸，好像换牙时牙床上摇摇欲坠的幼齿，舌尖一触碰就生疼，当时我们总时不时去碰它，等换完了一口牙，我们都不记得当时的感觉了。以前走在街上看见留斜刘海的女孩总会多看几眼，在这些眉眼里找熟悉的气息（其实这不符合逻辑，时间应该早已经把她变成女人），不久便只管自己走自己的路。
从电脑店出来我们走向回南门的路，巷弄曲折过后眼前豁然开朗，街道多宽阔——她在哪儿？人群来来往往奔向各自的命途，而我正欲归去。
杜鹃说：“不如归去。”
——.10.骤雨初歇
再回南门，我发现护城河的水原来流得这么大声，我本来就不太明显的身高优势在堂妹不断拔高的身形下已经岌岌可危。
“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我问她。
“没有啊。”
我沉默了一下：“要走了再回来才能听见。”
也许堂哥多年以后回国，祖国也会让他听见一些声音。那时我一定问他你听见什么了吗？
霞光从教堂的尖顶上流下，南门又是一身金黄，钟声飘荡多像十年以前。
这是年的南门。
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以及时间里的人们吧。
作者：张玮琦（泰顺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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